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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科学信仰 弘扬科学家精神


发布日期:2020-08-25浏览次数:

  钱学森,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192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他就立下了要用所学的科技知识报效国家志向。1929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机车制造专业,后来,受到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航空力量太弱的刺激,他决心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努力掌握飞机制造的尖端技术。

  1934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38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尽管在美国有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却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发展。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让陈赓大将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哈尔滨,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正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儿以外,还有两个人只见过火箭是什么样儿。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的时候,花费的国家研制经费才180亿元。这仅仅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在毕生实践着科学报国信念的奋斗历程中,钱学森淡泊名利,人品高洁,充分展现出一位科学大师的高尚风范。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航天事业。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孙家栋,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军事学院航空系。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第一设计部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研究员,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导弹、卫星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是中国试验同步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

  钱学森是孙家栋走上航天事业的引路人。说起老师,孙家栋的语气中充满着尊敬和怀念。他对钱学森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做学问的严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运去发射基地。由于时间紧,有工友找孙家栋说:“4 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 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钱学森在现场从下午1时一直陪着干到第二天凌晨4 时,见到陀螺装好才松了一口气。“我当时觉得很惭愧。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我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那以后,对于配件质量,我再也不敢有半点松懈。”

  “卫星发射是一项高风险工程,每次发射,不到卫星入轨的那一刻,谁都不敢说百分之百成功了。我也有过不少失利的教训。”孙家栋说。1974年,孙家栋带领着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发射前出现意外。火箭点火升空20 秒后就爆炸了。这次惨痛的经历,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他和同伴一点一点寻找碎片。最后发现,是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在发射的震动中断了。想到团队几百人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孙家栋一个人跑到房间大哭了一场。这件事让他明白了,在航天发射中,质量是第一位的,一个极细小的故障都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60年的航天经历中,最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险情”有两次。1974 年11 月的一天,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准备发射。就在发射前一分钟,工作人员发现卫星不能供电。如果强行发射,升空的将是一个不能正常供电的卫星,将成为重大发射事故。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一声令下:“停止发射! ”因为这时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发射程序虽然终止了, 可孙家栋却因为过于紧张而昏了过去。处理完故障后, 卫星和火箭才重新进入发射程序。

  2004年2月25日,75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将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自从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后,孙家栋就成了“空中飞人”。他有时一周去三四个城市。老伴魏素萍说,孙家栋平时喜欢穿布鞋,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四五双。如今,90岁高龄的他作为高级顾问,只要一有空还是会去办公室;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亲自去到发射现场。家栋笑言,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卫星。

  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并见证了中国自主研制的第100颗航天卫星成功发射,在这100颗卫星当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0多颗。2010年,孙家栋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却表示,自己很“不安”。“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共同劳动的结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我。”

  邓稼先,闻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研制事情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参加核武器的研究后,他便将自己“隐身”了,以至于家人一二十年不知道他去哪了。

  邓稼先将自己扎根于荒无人烟的罗布泊,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而且从事核武器的研究,不仅条件艰苦,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核辐射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被辐射,那么极有可能患上癌症,而在那时,几乎就是一个绝症了。

  然而为了国家大计,为了帮助国家发明出核弹以应对当时复杂的,邓稼先身先士卒,不怕危险,从1964年到1984年,在这长达20年时间里邓稼先一共参与32次核试验,其中亲自去罗布泊参与现场指挥工作就多达15次。然而,在1979年,幸运之神没有再眷顾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邓稼先在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时,身体受到了核辐射影响。但是他依然坚持带病工作,1984年邓稼先参加了他最后的一次核试验。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但是仍然没能在死神手中将他抢过来。更令人感动的是,邓稼先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邓稼先病重期间,他的同学兼好友杨振宁曾来华看望他,并且痛心的问他:“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邓稼先冲着老朋友笑了笑,吃力的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二十块,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这是事实,当时国家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奖励这些科学工作者,不像美国。而从邓稼先平静的语气和神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最后把生命奉献给了祖国和科学事业的伟大物理学家高尚的情操——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王淦昌准备回国时,有人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你又何必回去呢?”“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的祖国正在遭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与美国科学家合作研究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获得重大突破。1948年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一文,又一次得到美国科学界的关注。二女儿王韫明回忆:当时好几所大学都向父亲发出了邀请,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他还是如期在1949年1月回到了祖国。回来时,他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供教学研究使用。

  1961年,刚刚从苏联回北京的王淦昌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央希望回国的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回国之前,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让很多人感到当时的王淦昌想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而一旦投身核武器研究,就意味着从此要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意味着将和诺贝尔奖渐行渐远。对此,王淦昌没有迟疑:“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更名“王京”,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投身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戈壁荒漠。在曾与王淦昌共事多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印象中,当年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对外使用化名的,似乎只有王淦昌一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王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较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他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很快。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称呼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站项目。但还没动工,就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声。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引进国际上成熟的90万千瓦核电站技术,没有必要从30万千瓦的原型核电站做起。

  那次,王淦昌很生气,他明确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而必须自己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尤其是像核电站这样的关键技术,应该自主研发为主、国外引进为辅。

  在秦山核电站建设过程中,他到工地去考察过好几次,甚至不顾八十多岁高龄登上60米的高处。1991年12月,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

  可以说,在我国发展核电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王淦昌的心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都是在王淦昌等科技工作者的呼吁推动下开展的。

  朱光亚,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防科技与武器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他拒绝美国邀请,毅然回国。途中,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公开信:“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他回到祖国大地上仅仅四天,25岁的朱光亚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主讲的是光学和普通物理。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弹》,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的学术著作

  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当中,这个年轻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原子弹之梦。朝鲜战争再一次提醒了他。1952年的时候,他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亲眼看到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的那种蛮横和嚣张。当时虽然在常规战场上已经打不下去了,他要开始和我们谈,但是因为他手里有核武器,代表的那种强硬态度实在让我们难以容忍。

  朱光亚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要想不受人欺负,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国防。中苏关系一恶化,中国这个时候只有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核物理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的领导人。这一年朱光亚35岁,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我们前面说到的王淦昌也好,彭桓武也好,郭永怀也好,程开甲也好,这些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科学家,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到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年轻的黄金团队中。

  朱光亚对待工作极为认真,重要的核试验,他几乎都会亲临现场指导,不解决问题不罢休。对待需要撰写或修改的文件,朱光亚力求深入浅出,字斟句酌,连一个外文字母、一个标点符号都保证准确无误。在克服了众多困难、冲破了众多封锁后,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朱光亚望着腾空跃起的蘑菇云,禁不住潸然泪下两年零八个月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两声巨响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经跻身核大国行列。能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朱光亚功不可没。

  朱光亚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淡泊名利,身边人喜欢用这个词来评价朱光亚。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上的成就时,他总是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1996年,他将所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同时嘱咐知情人不要外传;1997年,他又把多年积存的4.5万元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用以发展国家科学技术。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41年,他远渡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留学,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一直是埋藏于郭永怀心底的愿望。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急需恢复经济,建设国防,迫切需要的是工程技术人才,为此郭永怀在回国前夕便从他心爱并擅长的理论研究移到最实际的技术工程方向来,为发展中国的高速流动试验、国防建设作准备。1956年回国后,他以主人翁的态度全力以赴组织领导有关科研、培养人才,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他心爱的理论研究。当年为了国家需要而放弃原来卓有成就的事业者大有人在,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院士等。郭永怀先生的话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他多次说自己甘愿作“铺路石子”,并提醒他的学生和助手:“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此后,郭永怀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工作。郭永怀常常往返奔波于北京和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带着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一份绝密资料,匆匆乘飞机从青海基地赶往北京,飞机不幸坠毁。找到遗体时,在场的人失声痛哭:郭永怀与警卫员小牟紧紧地抱在一起,费了很大力气将他们分开后,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就夹在俩人中间,数据资料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由郭永怀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他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程开甲, 1918年8月3日出生于江苏吴江。1937年,程开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程开甲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

  1941年,程开甲毕业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1946年8月,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的学生。在此期间,程开甲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1948年秋,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程开甲彼时所处的时代,日本侵华,大好河山被日本铁蹄践踏。到英国留学后,国家贫困落后受欺负,身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也备受歧视,但只能暗自承受。他明白,出生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连尊严都不配拥有。直到有一天,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希望!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了国外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购买了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回国后最初的十年,是日子平静的十年。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程开甲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接任副所长,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

  从此,他消失了。就如同所有消失的“两弹元勋”科学家一样,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了西北荒无人迹的荒漠上,从此消失20余年。

  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在钱三强的具体指导下,程开甲设计的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核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程开甲成功地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

  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与邓稼先和钱学森等人不同,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之外,程开甲还是一个军人,人们称他为“核司令”。“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正是怀着这赤子之心,程开甲两易专业方向,奉献大漠20多年,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钱三强是我国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求学时曾在北大读书三年,却因听了一堂物理课之后决定重新报考,进入清华大学的物理系。这也是一代功勋科学家进入神奇物理世界的开始。

  1932年秋,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对于钱三强的行为,钱玄同未作任何评说,只是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4个大字送给他,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鼓励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那以后,钱三强以“从牛到爱”为座右铭,人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整整相伴了60年。

  1937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的“镭学”名额。24岁的钱三强就这样乘船去了法国。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然而,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并不能减轻钱三强对祖国的思念。1948年,钱三强夫妇携女儿回到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同时负责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曾先后主持中科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作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组织者,钱三强为了国家的全局利益,甘心放弃个人在科研上继续有所成就的想法,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他以敏锐的目光,运筹帷幄,调王淦昌、彭恒武和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院任副院长兼第二、第四和第三技术委员会主任—他们后来都成为研制“两弹”的带头人,将邓稼先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仅仅2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982年,年近70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与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钱伟长,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钱伟长毅然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立志为国家而学,学为国家而用。1940年钱伟长公费留加拿大,并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报效祖国,任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作为力学专家,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招收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与此同时开创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开创了理论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他一生精于学术,一心报国,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物理学方面,钱伟长解决了他的老师冯·卡门未能求解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他用奇异摄动理论解决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并出版了《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他所提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解法被国际力学界称为 “钱伟长方法”。作为国内的力学研究奠基人,钱伟长所带领的中国广义变分原理科研队是世界上仅存的两个学术中心之一。

  正如钱伟长所说的,国家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为了支援我国坦克野外作战,他查阅各国资料,成功的研发了领先于国际水平的大电流高能电池,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不仅如此,钱伟长还曾致力于中文信息处理和高等教育工作,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钱伟长不仅刷新了我国力学教育领域的数个空白,编写了相关著作和教材,还建立了较为完成的高等教育理论和体系,参与制定了我国的“十二年科技规划”。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包括“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以及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等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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